本卷为斯拉法发编的《李嘉图全集》的第七卷,实际上又为通信集的第二卷,刊载了李嘉图1816-1818年间和友人涉及经济学的来往书信,共149封。李嘉图的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发表于1817年。本卷所收的书信恰好写于《原理》出版的前后三年中。因此,通信所涉及的必然有很大部分涉及本书的出版和内容等问题。不像亚当•斯密的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,李嘉图的《原理》,在其初版时所得到的评价是赞扬和批评参半的。这情况在本卷中得到充分的反映。穆勒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体系的最明确而全面的拥护者。在穆勒和李嘉图的通信中,穆勒既在李嘉图写作的过程中极力鼓励后者“把题材的全部思想体系写出来”,又在其出版后予以无保留的赞扬。穆勒过去曾经写了一些有关经济的文章,但在这三年中他方致力于《英属印度史》一书的写作。他在1821年出版的《政治经济学纲要》实际上是李嘉图《原理》的通俗本,不是没有由来的。在这一卷的通信中,更可以看出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者大有人在。1817年11月《不列颠评论》所载的一篇指责李嘉图学说为“无知”、“荒谬”,即使在李嘉图的友人中,不少人对于李嘉图书中的若干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我们可以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1817-1818年间来往通信所涉及的问题中,看到后来见于马尔萨斯《原理》的种种论点。他们之间的分歧意见是不能互相说服的。